20年來，德國一直試圖將其能源系統從化石燃料轉向可再生能源。這種被稱為“能源轉型”的戰略在美國廣受嘲笑，它被認為是昂貴的、無效的、不受歡迎的。對德國的評價至關重要：當各國尋找效仿的榜樣，德國是成功還是失敗都很重要。未來德國還將花費大量資金來加速能源轉型，如果有人認為德國只是在做無謂的愚蠢之舉，他們可能會錯過未來能源系統走向的重要信號。正確對待能源轉型不僅關系到歷史，也關系到當今的政策制定者。

對德國能源轉型持批評態度的人怎么說

在美國，對德國能源轉型的報道幾乎都是負面的。

美國的這些報道總的基調是說德國能源轉型是失敗的，原因有兩個：第一，認為能源轉型沒有降低排放，因為德國逐步淘汰了核能，這是零碳電力的主要來源。第二，轉型的成本太高了，因為德國花費巨額補貼來激勵可再生能源。此外還有其他的技術性方面的問題，例如德國在沒有征求鄰國意見的情況下推行其戰略，從而擾亂了該地區的電力市場；可再生能源不能充分利用，因為無法修建輸電線路；可再生能源降低電力系統的可靠性。總之，批評家們認為德國能源轉型成本太高而收效甚微。他們說得對嗎？

事實核查

2002年德國制定了在202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40%的目標。長期以來輿論認為這個目標難以達到，批評者認為這是德國轉型失敗的證據。簡單的說，德國沒有達到目標是因為決定關閉核電站，卻不愿意關閉燃煤電廠，因而抵消了可再生能源帶來的收益。

但現實情況更為復雜。2019年德國的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了36%，已經這使該國接近達標。而新冠病毒導致的能源需求下降，德國有可能在2020年達到目標。很少有其他國家能有類似的成績，以任何標準衡量，德國的減排記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與經常吹噓自己的美國相比，德國的表現其實不俗。德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73年達到峰值，而美國在2007年達到峰值。此外，2018年美國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是德國的兩倍。

與美國一樣，德國的溫室氣體減排大部分來自電力（能源工業）。在家庭和工業部門，減排下降幅度大于美國，盡管在德國工業部門的減排源于1990年代東德的經濟結構調整。美國和德國這兩個國家在減少交通運輸排放方面都沒有取得太大成功：德國的排放量在30年內幾乎沒有變化，而在美國1990年到2018年增長了23%（美國的人口增加了，但德國沒有）。

德國和美國的煤炭發電量下降都比較快，但這兩國減煤的途徑不同：美國靠的是使用更多天然氣，而不是靠可再生能源；而德國則主要依賴可再生能源，同時逐步淘汰核能。2019年德國發電的碳強度僅略高于美國。

德國能源轉型成本太高了嗎？

能源轉型依賴于各種各樣的工具：產業政策（研發、貸款計劃）、區域經濟政策（發展產業集群的目標基礎設施）、就業支持（提前退休計劃、再培訓、職業發展）等等。但是，能源轉型最明顯、最具爭議的政策是對電費征收附加費，以彌補向可再生能源供應商支付的上網電價與市場電價之間的差額。2019年德國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費達到275億歐元（308億美元）。

德國對一些高耗電企業免征可再生能源附加費，這意味著這個負擔落在家庭和用電較少的企業身上。對高耗電企業的豁免措施使得對能源轉型對德國競爭力的影響的客觀評估變得更加困難。

首先，居民家庭負擔的成本是巨大的。2019年可再生能源附加費占家庭電價的五分之一以上。現在德國人每千瓦時的電費幾乎是美國人的3倍，但是美國的人均住宅用電量幾乎是德國的3倍，這個情況早在德國能源轉型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因此，盡管德國的電價較高，但德美兩國居民支出的實際電費是相似的。此外，考慮到其他價格（如汽油）和總體消費模式的變化，德國家庭的總體能源負擔在過去10年中沒有改變，而且相對于2013年的高點有所下降。

第二，可再生能源上網標桿電價對于擴大德國國內和全球風力和太陽能行業制造商的規模至關重要。2017年德國與可再生能源相關的出口額約為80億歐元（90億美元），而可再生能源行業雇傭了31.7萬人（2018年）。當然，德國在這些市場上面臨著激烈的競爭，而上網標桿電價在幫助中國制造業方面的作用和對德國工業的幫助一樣大。因此，可再生能源附加費并沒有浪費，它支持了許多德國公司，幫助降低了這些新興技術的成本。德國消費者付出了代價，但包括德國工人在內的所有人都從中受益。

第三，沒有證據表明能源轉型損害了德國企業的競爭力。當然，這是一個復雜的話題，部分原因是高耗電行業沒有征收可再生能源附加費，因此很難知道如果沒有豁免政策，這些行業的表現會如何。但是德國的制造業生產表現好于其他歐洲大國，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以及美國），德國失業率仍然低于其他歐洲國家。

然而，能源轉型確實造成了一些輸家，最突出的莫過于煤炭行業的工人。煤炭長期面臨結構性衰退，德國在聯邦和州一級推行各種政策支持受影響的工人和地區。

總之，德國能源轉型遠非失敗，而是一個局部成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