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以“低碳能源轉型，賦能經濟發展”的國是論壇上，多位業內專家對我國目前的能源結構及下一步轉型任務展開了討論。與會專家認為，目前我國面臨低碳能源轉型的巨大壓力，控煤反彈、政策機制不健全、清潔能源出力有限等難題也亟待解決。同時，還需在市場機制、政策等方面進一步完善，從而實現低碳能源轉型，及能源結構的優化。

1.“兩條腿”并行壓力大

自2018年12月以來，《巴黎協定》已進入全面實施階段。清華大學氣侯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何建坤指出，要實現《巴黎協定》中全球平均氣溫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的目標，就必須盡快扭轉溫室氣體排放趨勢，令其快速下降。但按照各國提出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到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還將處于上升狀態，這距離2攝氏度控溫目標仍有100多億噸的二氧化碳當量減排缺口。

同時，在《巴黎協定》的基礎上，我國也提出了自主貢獻目標：到203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升到20%。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盡早實現達峰。針對這些目標，何建坤認為，我國亟待加速能源結構轉型，加強節能降碳力度。

對此，戴彥德進一步分析，我國要控制能源消費總量，通過能效提升嚴控煤炭消費量，同時優化能源結構。“最理想的能源結構是非化石能源占比50%，天然氣占20%-25%，油氣占比為35%，煤只占到10%-15%。”與會專家表示，就我國目前的能源結構來說，無疑還有著巨大差距。

2.實現低碳能源轉型挑戰多

在我國能源低碳轉型壓力巨大的情況下，多位與會專家分析，目前我國實現能源結構優化還面臨著用煤反彈、清潔能源發展緩慢、政策機制不健全等多重挑戰。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指出，目前我國能源低碳發展的諸多瓶頸并不在技術，而在于體制本身。“體制問題已經阻礙了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現階段必須深化改革。” 鄒驥認為，目前我國能源的投資回報機制和利益分享機制都存在問題。

3.健全市場完善政策是關鍵

鄒驥指出，要實現能源轉型，降低煤電利用小時數，就要解決轉型成本如何分擔、轉型措施是否到位、地方財政來源以及是否有足夠資金進行青年職工的轉型培訓等問題。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能源經濟研究室主任朱彤認為，我國能源政策制定和實施應該在能源轉型的大框架下去考慮，應符合能源轉型的邏輯、方向和要求。

國際級能源署中國辦公室項目官員李想分析稱，電力轉型需要從市場機制、電力靈活性等方面著手。“我國目前的電力體系還是計劃體系，由政府部門確定發電計劃，這造成了新能源發電小時數的流失。比如，在發電出力較大情況下，火電要承擔一定的發電小時數，新能源反而無法大力發電，就會導致一定的棄光棄風率。”李想表示，“在西方國家成熟的電力市場中，存在一種經濟調度機制。在這一機制下，每次調度都會選擇調度系統里成本最低的電源。“這對于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并且支持了電力系統轉型。”

電力靈活性也不應局限于發電側。“實際上從電源、電網、用戶側以及儲能等環節都可以加強靈活性。比如，電網方面的智能電表裝置、需求側的響應等。目前的電力系統還在將傳統的火電、核電作為基荷電源，而未來電力系統的基荷概念會發生變化，比如煤電機組，將來會作為調峰。”

但是如果把靈活性作為未來電力系統轉型的基石，再輔以儲能、需求側響應等手段，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結構就可以實現。